

回顾和总结过去的2016年经济运行情况,&濒诲辩耻辞;公司税负&谤诲辩耻辞;恐怕可以说是年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从官方而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都专门对&濒诲辩耻辞;降低宏观税负&谤诲辩耻辞;做了安排。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多次部署落实&濒诲辩耻辞;减税降费&谤诲辩耻辞;的事宜。在前不久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更是明确要求&濒诲辩耻辞;今年要在降低收费等非税负担方面让公司有切身感受&谤诲辩耻辞;。
从学界而言,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通过调研,抛出了&濒诲辩耻辞;死亡税率&谤诲辩耻辞;之说,赢得不少拥趸者,其中不乏许小年等着名经济学家;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等人则在承认公司负担偏重的前提下,认为我国宏观税负并不高,&濒诲辩耻辞;死亡税率&谤诲辩耻辞;说法太片面。
从公司界而言,几乎是一片倒地说公司税负实在太重了,大喊&濒诲辩耻辞;税负痛苦感&谤诲辩耻辞;太高了。去年12月份,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爆出计划花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并指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是最高的,引发了巨大冲击波,不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纷纷回应,甚至还引起李克强总理的关注和回应。2016年12月底,娃哈哈老大宗庆后接受浙江卫视《大牌对大牌》栏目采访时也说&濒诲辩耻辞;中国税负确实太高了&谤诲辩耻辞;,两个着名公司家的发言将&濒诲辩耻辞;公司税负&谤诲辩耻辞;的热点话题推向了全年的最高峰,甚至引发中国制造业大公司外迁的担忧。
与此同时,2016年是政府减税的力度最大的一年,例如全面实施&濒诲辩耻辞;营改增&谤诲辩耻辞;、小微公司免征范围扩大、允许公司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节水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公司所得税优惠、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等,仅&濒诲辩耻辞;营改增&谤诲辩耻辞;一项减税金额就达到5000亿。
但为什么,制造业等公司的&濒诲辩耻辞;税负痛苦感&谤诲辩耻辞;反而上升了呢?并由此使得&濒诲辩耻辞;公司税负&谤诲辩耻辞;成了2016年最热点问题了呢?
首先应该承认,&濒诲辩耻辞;税负痛苦感&谤诲辩耻辞;上升并不是公司&濒诲辩耻辞;无病呻吟&谤诲辩耻辞;。有不少中小公司、甚至大型劳动密集型公司挣扎在&濒诲辩耻辞;死亡线上&谤诲辩耻辞;、甚至倒闭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说税负不是主要致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税负不会成为中小公司的&濒诲辩耻辞;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谤诲辩耻辞;。
在各种争论中,分歧点主要是在我国宏观税负是否比美国等国家高,但就公司税负尤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税负而言,中国是高于美国等国家是一个各方共识。这是因为我国主要对公司征税,而美国则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公司缴税为辅。同样,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第叁产业服务业贡献了大部分税收和就业岗位。
当然,这个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2016年&濒诲辩耻辞;税负痛苦感&谤诲辩耻辞;反而上升,因为之前也都是这种税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解释说,在不同时期,公司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公司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公司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笔者认为,这个解释应该是客观的,也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当前绝大部分公司真实现状。政府在真金白银地为公司减税降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娃哈哈为例,宗庆后反应缴纳500多种费的问题,近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经过调查核实后,不少缴费项目已经被停止。虽然2016年尚无缴费的全年数据,但按照宗庆后在电视中讲2016年1-11月缴费是4000多万,而2015年是7412.07万元,就项目和金额而言,都有很大幅度的减少,即便说2016年的费用仍有不合理的空间,但也足以证明政府2016年是真金白银在为公司减税降费。
2016年公司&濒诲辩耻辞;纳税痛苦感&谤诲辩耻辞;依然上升,刘尚希还给出了一个比较符合情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减税的幅度比不上一些公司盈利下降的幅度,因而显得税负重了。也许减税措施落地过程中还受制于体制机制的障碍而被打了折扣。
李克强总理1月13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受邀出席的4位公司家,3位都被总理问到了&濒诲辩耻辞;公司税费负担&谤诲辩耻辞;的相关问题,并表示2017年通过政府过紧日子来为公司减税降费腾出空间。更大的亮点是,李克强总理直接将2017年减税降费的重点落到&濒诲辩耻辞;让公司有切身感受&谤诲辩耻辞;这一点上。换句话来说,减税降费不仅要在宏观的大数字上体现,更要着力降低公司的&濒诲辩耻辞;纳税痛苦感&谤诲辩耻辞;。
税负只是公司负担的一部分,税负问题也只是中国亟需深化改革的一个侧面。制度性交易成本才是公司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李克强总理要求继续深化&濒诲辩耻辞;放管服&谤诲辩耻辞;改革,抓紧制定实施和逐步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今后一个更为重要降低公司负担的途径。然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远比减税降费庞杂,这恐怕是2017年里与减税降费同等重要、同等迫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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