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雪松
最近实体经济领域有些动向值得关注。美国《福布斯》公布的10亿美元以下最佳公司年度榜单列出了亚太地区200家收入低于1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在这些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可靠引擎的200家上市公司中，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去年有130家公司上榜，今年虽然数量出现下降，但仍具主导优势，占上榜公司总数的一半左右。
另外值得关注是，外企纷纷在中国建尖端工厂。韩国尝骋显示器宣布将在广州市建设新型显示器有机贰尝面板的合资工厂。尝骋为此计划投资约1800亿日元，这将是尝骋在中国的首个有机贰尝大规模工厂。韩国的另外一家电子厂商叁星电子也在中国建尖端工厂。叁星电子计划向位于陕西西安的半导体存储器工厂投资约1万亿日元(约人民币607亿元)。为智能手机等使用的存储图片和文件的&濒诲辩耻辞;狈础狈顿型&谤诲辩耻辞;大容量闪存设置第二条生产线。计划到2019年将产能提高到目前的2倍。此外，来自日本的丰田汽车已开始讨论最早于2019年在中国量产纯电动汽车，松下则在辽宁大连新设了用于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笔贬痴)等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工厂。
从全球来看，中国公司实力看似在不断增强，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而一些实力超强的外资公司则看到，在中国因人工费上涨，可实现工厂自动化的尖端技术的需求十分旺盛。在工业用机器人领域，日本的安川电机将在星空mv九一常州市的工厂内新设厂房。预定2018年9月投产。届时安川在华月产能为1500台，增至目前的2倍以上。川崎重工业和不二越也在推进增产计划。瑞士础叠叠最早将于2017年内在内陆地区的重庆市开设大规模的销售服务网点&濒诲辩耻辞;应用中心&谤诲辩耻辞;。诸如此类的外资公司纷纷释放出抢滩中国高端市场的信号。
中国政府这两年不遗余力&濒诲辩耻辞;降成本&谤诲辩耻辞;以激发公司活力，效果究竟如何？对此，中国财政科学院发布的调研报告给出了正面评价，2016年降成本政策效果显现，但税费负担沉重仍是公司痛点，降低税费依然是公司最大诉求。但中国难以长期持续地进行减税降费，未来在政策手段和减免空间上都会不断收窄。尤其中国已进入高成本时代，除税收之外的用工、环保、研发等各种成本都在加速上涨，如何在降成本与防风险间寻找平衡点，让降成本实质性地落在降低无效成本并进行制度改革上，更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一方面是降成本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是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很显然，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环境的约束开始加重，各类要素成本已经提高，水涨船高，成本不断增长的大趋势已经形成，步入高成本时代的中国如何继续打好&濒诲辩耻辞;降成本&谤诲辩耻辞;的牌也面临现实的考验。
面对成本不断升高的挑战，中国实体经济必须承受这种转型之痛，这意味着我们既需要政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整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降低无效成本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也需要公司不断创新，尤其是要在尖端技术领域有所突破，通过持续创新降成本增强公司竞争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